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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给90后讲讲马克思》开讲啦! 带你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马克思——八讲 撸起袖子加油干

1845年,马克思全家离开巴黎,迁居到比利时布鲁塞尔,并在这里住了三年。这段时光里,马克思享受到了爱人在身边,最好的朋友就住在隔壁的日子——没错,当时恩格斯也在布鲁塞尔,住处紧挨着马克思一家,并且由于积累了不少来自书商和报社的稿费,生活条件不至于太坏。这段时光里,马克思和燕妮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娃娃,给家里带来了许多快乐的气氛。

27岁的马克思,处在哲学思考、思想创造最为旺盛的年龄,大量阅读、思考和写作。同时,他与恩格斯几乎天天晚上在一起交谈。这一年,他们合作了第二本书——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。这部著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诞生,天才的新世界观——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问世。

马克思的新世界观“新”在哪里呢?让我们从他的一句名言谈起:

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

我们知道,所谓世界观,无非是某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思想,而经典意义上的哲学——PHILOSOPHY,是发源于西方的。自古深情留不住,从来套路得人心。那么,西方哲学的基本套路是什么呢?这一切还要从古希腊文明谈起。

我们知道,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和星罗棋布的岛屿上。自然条件并不理想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,需要乘船往返西亚和北非地区,通过贸易往来,换取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当船队开往大海的时候,生命就像海面上的叶子,随时会感受到大海波涛汹涌和去来无定,暴风雨到来时,随时会感受到死亡的威胁;而风平浪静的夜里,又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。因此,希腊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:既然生命周围都是剧烈无常的变化,那么,什么东西才是永恒不变的?

不要小看这个问题,它并不容易回答。因为严格说来,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在时间的考验中都会起到一定的变化,而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不变,那就是思想。那么,什么样的思想才是永恒不变的呢?古希腊人有一种特别的提问技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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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我手边有一个茶杯盖,我说这个茶杯盖是圆的。古希腊人会问我:它圆吗?

我一看没问题啊,挺圆的。

古希腊人会继续问我:你再仔细看看,它到底圆不圆呢?

我把茶杯盖拿在手里反复看,确实不算是一个完美的圆,它在这里或那里,还有小小的瑕疵。

于是我拿出了圆规,在纸上画了一个圆,问古希腊人:这总算圆了吧?

古希腊人盯着我,好像能看穿我的灵魂。他还是那个老问题:它圆吗?

我翻来覆去的看,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圆:纸上消耗了铅笔的一些石墨粉,它像一个救生圈一样,是一个圈型“体”,而不是二维世界里的圆。

最后我泄气地说:我放弃。三维世界里没有你要的完美的圆。

古希腊人说:没错。所以真正的完美的圆,只在我们的脑海里,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圆。

我反问道:可你如何证明我脑中的圆和你脑中的圆是同一种圆呢?

古希腊人说:人是无法证明的。之所以咱们对圆的理解是一样的,那是因为我们都有关于圆的“理念”,而“理念”是神的造物。我们生活世界中所有的圆形物体,都是这种圆的理念的“摹仿”。既然是“摹仿”,就总归是不完美的、有缺陷的。只有圆的理念是没有缺陷的。

这样一来,古希腊人就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:他们把世界一分为二:一半是事物,一半是思想,而事物是思想的摹仿,因而思想是第一性的。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马克思,中间经历了两千多年。甚至这种刨根问底的提问方法本身,都是古希腊人创造的,确切来说起源于苏格拉底,他把这种提问方法叫“精神助产术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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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国人的说法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既然西方哲学是讨论“器”之上的“道”,因此西方哲学又叫“形而上学”。

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,西方哲学也经过了不同阶段的发展。在中世纪神学,僧侣们讨论的是“一个针尖上到底能站几个天使”,到了近代,哲学家们讨论的是“人的理性究竟怎样认识世界”,如此等等。不管思想的主体是神还是人,重要的是思想始终是第一位的。

到了18世纪的时候,西方哲学进入了它的鼎盛时代,也就是“德国古典哲学”时期,代表人物是康德、费希特、谢林和黑格尔。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成为了西方哲学的集大成,他把过去几千年哲学思考的所有方向和所有可能性,都用辩证法包含在内了。但是,仍然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:我们能不能用思想去证明事物的存在?我看到一个茶杯盖,并在放在手里感觉到了它,它就真实存在吗?怎样保证我不是在做梦呢?这个茶杯盖不是我幻想出来的东西吗?这个问题难倒了无数哲学家,康德甚至把这种难题叫作“人类理性的耻辱”。

这个时候,马克思平地一声惊雷:“哲学家先生们,你们全都错了!问题根本不是解释世界,问题在于改变世界!”——就算我真的解决了用思维证明存在的难题,世界就能和平吗?人类就能解放吗?显然不能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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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时,德国人简直把苦思冥想伸到了极致,换来的结果是连隔壁法国的社会发展都超过了自己。在当时的欧洲,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:德国在思想和哲学上高于法国,而法国在社会发展、文明程度高于德国。两国人对待同一件事的习惯也很不同,举例来说,如果让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去实现“自由”,这个法国人会拿起武器,走上街头,甚至会攻占巴士底狱来实现自由;而德国人却戴着睡帽在书房里安静地沉思,仅仅是在脑海中翻涌着颠覆世界的自由思想。

马克思认为,对于德国来说,不是想得太少,而是想得太多:有太多从事批判工作的思想派别,彼此之间互相写文吵架,但只是流于词语和表达形式上的争辩;真正要紧的是关注社会实际的发展变化,并展开切实有效的行动方案。

所以,马克思用实践的原则代替了思辨的原则,而“实践”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石与活的灵魂。马克思关注人,但不是像以往哲学家那样关注人的理性,而是关注人的现实生活,关注人的劳动生产。

因此,马克思不屑于与“哲学家”为伍,他强调“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的人”,而人的活动首先是吃穿住行和生产活动,所以讨论人的问题,只有讨论人的活动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生产历史,才是真正有效的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。

你可能会问:这有什么稀奇?道理中国人都懂啊!它“新”在何处?

中国人能够顺利接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,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不同于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,并且天然与马克思主义相连结。

我们刚才讲到,西方文明和哲学思想发展出了“形而上”与“形而下”之间的对立,对于中国人来说,也知道有这种区分,但并不会把这两者严格对立起来,因为中国讲究“道器不分,体用不二”,大道不离人伦日用。按照德国思想家莱布尼兹的看法,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讲实践和实用理性的文明,因此小到家庭教育,大到治理国家,没有哪个文明比中华文明更擅长了。正是由于中国人讲实干,重现实,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内在一致的,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,总体来说也是非常顺畅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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